廊坊鱼能放生吗（廊坊哪里可以放生鱼类的地方）
如果说般若学使中国佛教充满生动、空灵、鲜活的智慧，是一种策略运用的话，那么佛性论则使中国佛教的诸多修行法门体现出庄严、神圣、厚重的责任心，显示出积极、主动的品格。
在印度佛教中，这二者间是有矛盾的，将此二者融会贯通，是中国佛教对人类思想史的一大创造性贡献，也是佛教界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精髓的一种吸收和利用。由于佛教界自身状况的复杂性，不同的高僧大德在圆融佛性论与般若学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然就互有差异，这也是中国佛教形成不同宗派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佛教的圆融特征
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不仅以圆融的智慧创立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佛教思想体系，还将圆融作为佛教化导信众、处理事务的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从而使佛教最终得以立足中土，由一种外来宗教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教理、修行、内外、僧俗等许多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
佛教不仅有丰富多彩的经典，高深异常的教理，还具有各种各样的修行方法。中国古德强调修行的目的是“心得安隐”、”明心见性”、“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各种修行方法都不过是安心、明心、开悟的方便，从而实现了修行方法上的圆融。天台宗主张止观双修、解行并进，南岳慧思大师、天台智者大师也都以禅定功深流芳僧史，享誉丛林。华严宗似乎更加强调观慧，这也使该宗更加着重于各种佛教修行向心的落实，宣传”一行一切行”、“一修一切修”，即随便修行何种法门，就是修行所有的佛教法门，可以具足成就所有佛教法门的功德。禅宗自诩为”以心印心”、”教外别传”。乍看之下，似乎在倡导宗、教之间的对立，实则是要扭转经教研究和禅定修行中的形式化、外在化的倾向，使其落实到修行者的内心之中。净土宗以“念佛往生”是“仰佛愿力”的“易行道”，其他修行是全凭自力的”难行道”，虽有自赞之嫌，但并不否认其他修行的也都是佛的教法。自五代入宋，有永明延寿，倡导”万善同归”。
这就是说，无论是研经讨论，还是念佛参禅，乃至修福积德，随喜赞叹，所有大小善行，“悉向菩提”，都是朝向清净解脱的佛教修行。各种修行方法至此圆融无际，其间的差异变得融通无碍。
佛教自称“内典”或“内学”，称佛教以外的宗教或学说为“外道”、“外学”或”世学”。在印度，佛教同时要与95种”外道”进行思想争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发生交涉的主要是儒道两家。佛教为了实现与儒道两家和谐共处，采用了”格义”、“比附”和”会通”的方式。
古印度对出家学道的人视如神明，贵如君主，亲如父兄，见之必头面接足、五体投地，而中国古无出家之俗，一向轻视乞食之行，王权至上，亲亲尊贵。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政治高压，虽然历代都有高僧大德起而护法，但最后还是屈服世俗的王权和亲情，出家不忘忠孝也就成了佛教与世法相圆融的结果。许多高僧也逐渐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语)，故而讲经说法，多寄意于达官显贵。从唐初弘忍开始，僧侣就开始垦荒种田，自耕自食。由此开启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解决了“弘道”与“谋食”之间的矛盾。百丈怀海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百丈怀海语)，将“出坡”定为禅门常课。再到后来，寺院经济成为地主经济的一种形式。
正是由于处处体现出来的圆融精神，中国佛教才得以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在教内实现了各宗派的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如来大乘家业的弘传，在教外实现了与儒道二家的和合共住，共同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并将自身圆融到中国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之中，成为一种最具草根性的文化形态。清朝雍正皇帝曾敕封唐代高僧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此可视为最高统治者对中国佛教圆融精神的充分肯定。
四、圆融是和合的方法
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是印度佛教的和合观念在中国深厚的“和”文化传统中孕育而咸的思想精华。在价值观念日趋多元、文化形态日渐多样的今天，佛教的圆融精神对于如何实现各方和合共处、安定和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一，以圆融的智慧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服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现行的社会制度。儒家可以视之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社会主义的各项社会事业视为“经世济民”、“利用、厚生”的大事，儒家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道德情感，在今天都有其表达的空间和意义。佛教亦可将“为人民服务”视为”普度众生”的一种现代表达，把”公有制”看作“利和同均”的经济基础，把“按劳分配”视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制度保证，而将佛教作为个人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积极参加人大、政协，利用民主和法制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维护自身的利益；参与各种社会事业，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传统文化只有顺应社会主义才能在当代中国找到位置。
其二，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传统文化契合当代人类的思想特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各种学说深化了人类的认识，主体自我的理性得到张扬，非理性也得到深刻的认识；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平等、民主、法制等观念深入人心。
从传统文化的立场看，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人类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人们变得非常聪利，极易接受那些符合他们认识倾向的观点。如那些醉心于存在主义的人，因为对人生在世的“烦”、”操心”、“向死的展开”等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对佛教所说的“人生是苦”、“人身难得”等极易产生同感；另一方面，使人们变得贪婪傲慢，极难教化，在腐化堕落的社会风气下，许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人性是善的、人类曾经存在高尚的道德和情感等。传统文化要在净化现代人间方面发生作用，就必须充分发挥圆融的智慧，以宽厚的臂膀，将那些误入迷途的人们揽入怀中，给他们指示出前行的方向。
其三，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和平相处。在当代中国，除了有佛教、道教等可以为传统涵盖的文化形态之外，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各种宗教、各种文化自赞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如果自是而非他的话则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有各种宗教共享”信仰自由”，才有佛道二教的“信仰自由”和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正如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和”文化研究之中也应有佛教的一席之地。佛教不仅为中国“和”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宗教生活领域，贡献了和合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且还将中印和合观念综合发展到圆融的高度，为中国“和”文化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支持。
(作者工作单位为廊坊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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